那么，现实的生活总是在给我们上课，一次又一次。

公元2008年，当我们十几亿人民在翘首等待8月日那个美妙的夜晚如约而至时，5月12日的一个中午却打乱了中国人原本按部就班的平静生活；公元2008年，正当亿万股民、基民沉浸于如火如荼的百年牛市当中，唱着“死了都不卖”的神话淘金时，那红色的指数仿佛一下子就变成了兜中鼓囊的百元纸币，而接下来的一场发生在资本世界的金融海啸又把中国的百姓拉回了绝境边缘。掉头向下的绿色数字更像是清明节前，那一包坟茔上早开的小草。面对灾难，中国人可以想到多难兴邦。

那么，昨天是我驻南使馆被炸10周年纪念日，君是否还记得。在新立的纪念牌上用塞语和汉语刻着：“谨此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塞尔维亚共和国人民最困难的时刻给于的支持和友谊，并谨以此缅怀罹难烈士。”除此之外，让我们记住一位参加活动的市政府官员的一句话：“被美国操纵的国际社会没有对炸观事件作出应有反应，也没有对事件进行深入调查。”回顾这十年，在纷至沓来的灾难面前，中国人是可以忍受多难兴邦的！

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一位故人。朱自清的散文诗《匆匆》写于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时是“五四”落潮期，现实不断给作者以失望。但是诗人在彷徨中并不甘心沉沦，他站在他的“中和主义”立场上执着地追求着。他认为：“生活中的各种过程都有它独立的意义和价值——每一刹那有每一刹那的意义与价值！每一刹那在持续的时间里，有它相当的位置。”一股淡淡的哀愁中透出诗人心灵不平的低诉。“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地匆匆呢？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

 附注：鸟人，鸟屎指的是我

       我女朋友最大的爱好就是吃，最喜欢那种能不掏钱“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的那种。

      《小桔灯》

　　　　　　　　——冰心

       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
　　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我到重庆郊外去看一位朋友。
　　她住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楼上。走上一段阴暗的仄仄的楼梯，进到一间有一张方桌和几张竹凳、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再进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间，和外间只隔一幅布帘。她不在家，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说是她临时有事出去，叫我等着她。
　　我在她桌前坐下，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忽然听见外屋板门吱地一声开了，过了一会，又听见有人在挪动那竹凳子。我掀开帘子，看见一个小姑娘，只有八九岁光景，瘦瘦的苍白的脸，冻得发紫的嘴唇，头发很短，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裤，光脚穿一双草鞋，正在登上竹凳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把手缩了回来。我问她：“你要打电话吗？”她一面爬下竹凳，一面点头说：“我要××医院，找胡大夫，我妈妈刚才吐了许多血！”我问：“你知道××医院的电话号码吗？”她摇了摇头说：“我正想问电话局……”我赶紧从机旁的电话本子里找到医院的号码，就又问她：“找到了大夫，我请他到谁家去呢？”她说：“你只要说王春林家里病了，她就会来的。”
　　我把电话打通了，她感激地谢了我，回头就走。我拉住她问：“你的家远吗？”她指着窗外说：“就在山窝那棵大黄果树下面，一下子就走到的。”说着就登、登、登地下楼去了。
　　我又回到里屋去，把报纸前前后后都看完了，又拿起一本《唐诗三百首》来，看了一半，天色越发阴沉了，我的朋友还不回来。我无聊地站了起来，望着窗外浓雾里迷茫的山 景，看到那棵黄果树下面的小屋，忽然想去探望那个小姑娘和她生病的妈妈。我下楼在门口买了几个大红桔子，塞在手提袋里，顺着歪斜不平的石板路，走到那小屋的门口。
　　我轻轻地叩着板门，刚才那个小姑娘出来开了门，抬头看了我，先愣了一下，后来就微笑了，招手叫我进去。这屋子很小很黑，靠墙的板铺上，她的妈妈闭着眼平躺着，大约是睡着了，被头上有斑斑的血痕，她的脸向里侧着，只看见她脸上的乱发，和脑后的一个大髻。 　　门边一个小炭炉，上面放着一个小沙锅，微微地冒着热气。这小姑娘把炉前的小凳子让我坐了，她自己就蹲在我旁边，不住地打量我。我轻轻地问：“大夫来过了吗？”她说：“来过了，给妈妈打了一针…… 她现在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地说：“你放心，大夫明早还要来的。”我问：“她吃过东西吗？这锅里是什么？”她笑说：“红薯稀饭——我们的年夜饭。”我想起了我带来的桔子，就拿出来放在床边的小矮桌上。她没有作声，只伸手拿过一个最大的桔子来，用小刀削去上面的一段皮，又用两只手把底下的一大半轻轻地揉捏着。
　　我低声问：“你家还有什么人？”她说：“现在没有什么人，我爸爸到外面去了……” 她没有说下去，只慢慢地从桔皮里掏出一瓤一瓤的桔瓣来，放在她妈妈的枕头边。
　　炉火的微光，渐渐地暗了下去，外面变黑了。我站起来要走，她拉住我，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穿着麻线的大针，把那小桔碗四周相对地穿起来，像一个小筐似的，用一根小竹棍挑着，又从窗台上拿了一段短短的蜡头，放在里面点起来，递给我说：“天黑了，路滑，这盏小桔灯照你上山吧！” 
　　我赞赏地接过，谢了她，她送我出到门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地说：“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 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她用小手在面前画一个圆圈，最后按到我的手上：“我们大家也都好了！”显然地，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
　　我提着这灵巧的小桔灯，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这朦胧的桔红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但这小姑娘的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
　　我的朋友已经回来了，看见我提着小桔灯，便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从王春林家来。”她惊异地说：“王春林，那个木匠，你怎么认得他？去年山下医学院里，有几个学生，被当作共产党抓走了，以后王春林也失踪了，据说他常替那些学生送信……” 
　　当夜，我就离开那山村，再也没有听见那小姑娘和她母亲的消息。 但是从那时起，每逢春节，我就想起那盏小桔灯。十二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因为我们“大家”都“好”了！